1948年秋，解放战争的态势日渐明朗。出身于清华，又曾执教于北大的钱端升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那时正在哈佛大学讲学，他谢绝了好友劝其留在美国教书的建议，于1948年11月回到北平，旋被推为北大法学院院长。

　　钱端升（1900年—1990年），字寿朋，中国现代著名的法学家、政治学家，中国比较宪法的奠基人、现代政治学的开创者之一。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中国的政府和政治》、《比较宪法》的作者，钱端升之名也将镌刻在中国宪法史上。

　　铁骨铮铮为国发声 

　　钱端升1900年2月25日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今上海闵行区曹行乡）的钱家塘。他自幼学习于私塾，熟读传统经典，后跟随一位毕业于上海圣约翰的塾师学习数学、英文、史地等新学科，从小就兼备传统文化与新学功底。

　　钱端升17岁考入清华大学，19岁被选送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后深造于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分别获北达科他州立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

　　1924 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高校，主讲政治学、比较宪法等课程。钱端升投身于教育事业，将自己所学传于学生。他更关心时事，心系祖国命运，以铮铮铁骨的实际行动成为学生的楷模。

　　1938 年，国民政府筹备组建国民参政会，钱端升被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此后，连续被选为第二、三、四届参政员。在参政会上，钱端升曾与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一道无数次起立质询蒋介石，成为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当时的报纸称，“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纵然蒋介石身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总司令，依然不得不有所收敛。”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际，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进行谈判。为了反对内战， 1945年11月25日，西南联大在图书馆前召开“时事晚会”， 近6000名各界人士前来聆听演讲。钱端升以“对目前中国政治的认识”为题发表演讲，在他慷慨激昂高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之时，国民党当局出动军队阻拦，并开枪恐吓。

　　一颗子弹从他头顶飞过，钱端升毫无惧色，继续自己的演讲。事后学生回忆说：“这一幕，理应是联大校史上最令人神往的一夜，它让我懂得了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尊严。”国民党特务甚至寄给钱端升一颗子弹，以此威胁他，但钱端升从来没有退缩过。

　　开创中国政治学与比较宪法学之先河 

　　钱端升对于政治学的研究重点在于政制与实际运作，在晚年他评价自己“在政治学的研究中，我以各国政治制度及其运作为我的主要课题。”他的研究则重在比较政府和比较宪法的研究，开启了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和比较宪法学的先河。这些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海外留学经历，包括时任哈佛大学的校长洛厄尔、他的导师门罗等人对他的影响。

　　钱端升开创性地运用“法律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将政治学研究聚焦于对各国宪法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议会委员会：比较政府研究》以英美法德4个国家议会中的委员会作为研究对象，由宪法入手，注重政制的实际运作，再通过比较研究，归纳总结出共同的特点和变化趋势。

　　后来，他又撰写了《德国的政府》和《法国的政治组织》（后修订再版，改名为《法国的政府》）两本书。在这两本书中，钱端升充分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述了两国政府的实施情形。陈之迈对于《德国的政府》一书中重视事实研究的思路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认为是“注意实行的经验……实为可足庆幸的佳作。”

　　1936年至1937年，钱端升在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政治系行政研究所工作。这一时期，钱端升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中国现代政府与行政，对实践方面更加重视，最终完成了《民国政制史》一书。

　　1938年，他与王世杰合著的《比较宪法》一书，比较研究了当时西方国家的宪法状况和宪政理论以及清末以来中国宪法的流变，开创了以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点的宪法研究路径，在中国宪法学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47年底，钱端升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中国政府与政治》课程，其英文写就的同名著作至今仍是哈佛政治学必读书目。

　　钱端升建构了中国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奠定了其科学化、体系化的发展方向。因其在“研究比较政治制度及现代中国政治制度”方面的杰出成就，钱端升于1948年被选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徘徊于“民治”与“独裁”间的政治思想 

　　采用何种政治体制是政治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宪法的核心问题。在民国这样的社会变革时期，民治还是独裁这一话题被广受关注，引起了激烈的讨论。钱端升作为一个受西方价值观影响非常深的人，在刚回国时支持民治，强调监督与舆论自由的重要性。他对于平民政治的作用抱有非常大的信心，坚决反对独裁。

　　然而，在几年后，他的思想却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他在1934年发表了《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一文，认为“民主政治的衰败及独裁制度的比较成功决不是一时偶然的现象，而是近代经济制度所造成的一种必然的趋势。”同时，他认为如果不使用独裁，民治时代一盘散沙的生产制度就无法被纠正，并且中国也需要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使中国在最短时期内成为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

　　这样的转变来自于1924年到1934年钱端升回国的这十年间。当时的中国硝烟弥漫，军阀混战和派系之争从未停歇。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他目睹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犯与中国的无力反抗现状，并且因在蒋介石创办的国防计划委员会负责国际关系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对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政府制度有了更深的了解。钱端升寄希望于一个极权政府，以使中华民族强大。

　　不过，当进入抗战时期，他对此议题的态度再一次发生了变化，他开始积极强调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这样的转变，既是由于期望在体制上与英美大体保持一致，在抗战中获得英美的支持；又是出于对战后祖国制度建设的长远考虑。

　　民国时期的中国，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战火之中坚持研究的所有理由，除了对学术怀有理想以外，就是希望能够找到祖国强盛的途径。钱端升也是如此，他的思想看似在民治与极权间不断地游离，却正是希望能为中国提供最合适的制度设计。

　　致力于新中国的法治建设 

　　1954 年，钱端升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作为一名宪法学家，他关注宪法文本中关于公民权利自由的规定，并就宪法草案的结构、原则、条款及其关于政府机构的组织、职权方面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意见，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出台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钱端升一直为外交事业奉献着自己的才华。钱端升先后任外交部专门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外交部法律顾问、外交学院教授、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等职，曾于1953年参加由贺龙率领的中国人民第三次赴朝慰问团并担任第一分团长，1954年和1956年，两次接待来华访问的英国工党代表团，1957年，对锡兰（斯里兰卡）进行友好访问，多次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性会议。

　　钱端升的政治生涯令人瞩目。但是，对他而言，他的主要工作是“学习、研究和讲授政治学和从事政法教育工作。”留学回国后，他就主要以教书为业。

　　1949年5月，钱端升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952 年，高等教育部做出了成立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的决定，他筹建北京政法学院并出任第一任院长。

　　中国政法大学于2006年设立了“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以纪念这位创校校长。此奖项在法学界的重要影响，也彰显了钱端升在我国法学教育和研究的重大贡献。文革期间，钱端升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文革”结束后，钱端升获得平反，在耄耋之年受聘于北京大学、外交学院，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他一生从未停止过教书育人这项伟大的事业，为祖国培养了大批法学人才。

　　1981年，钱端升以81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0年，这位杰出的政治学家、宪法学家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